隐者在人们眼中似乎是独居山林，远离尘嚣之人，然而一个真正的影视不应该只是避开门前的车马喧嚣，而应该在心里修篱种菊。

说到隐士人们往往会想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—陶渊明。人们总是觉得他避世脱俗超然世外，然而在李泽厚先生的研究中，陶公却有一种不一样的形象“超然事外”。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人与自然应该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。

在政治动荡的魏晋时期，这天人合一的“理想”在社会矛盾冲击中，早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个时代涌现出：二王，竹林七贤，王谢等等名士。这类名士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，但是真正打动我的是陶潜。

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令”到“寄情自然，爱恋简朴生活的隐士”陶潜讲真与众不同，虽然同样是采取这种所谓“政治性退隐”，但它与阮籍的“忧愤无端，任性终日”是不同的，陶渊明做到了真正退隐。他在权利倾轧后留下的伤痛，他在迷失惆怅之后的伤痕。这一切都足以打倒他，但他选择凤凰涅磐。他选择用心灵的澄澈来对抗迷茫的现实。他在山水之中赋予他的美学思想无尽的生命力。他在其中寻求“真意”，寻求美学哲思，他尽自己所能追求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这样的他，让后世的研究者们为之痴狂。在陶渊明眼中自然景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自然景物并不只是一堆仅供观赏，满足五官感受的死物，而是慰藉心灵的有灵之物，他并没有真正的脱离世界，而是通过避过喧嚣之事，在尘世中找到他的幸福。他借《山海经》歌颂精卫、刑天的“猛志固常在”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。他不仅仅是一个天人合一的隐者，更是一个大自然的崇拜者。

陶渊明的隐避，美在他用超然世外远避尘嚣的勇气，美在他将自然内化于心外化于情留给后世文学的珍宝，他开创的山水田园诗派，给中国美学历史一个新的打开方式。中国传统的意境可以理解为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这恰恰是“天人合一”的点缀。历史上还有一位隐者，他是唐代的寒山。寒山出身于官宦人家，多次投考不第，后出家，三十岁后隐居。他没有陶渊明那般动荡折磨，却又这般相似，他们归于山林，成就“天人合一”这颇有殊同归之感。

寒山诗云;：“人问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。夏天冰未释，日出雾朦胧。似我何由届，与君心不同。君心若似我，还得到其中。”

寒山的洒脱是看清了尘世喧嚣，而后选择在心里修篱种菊，他大概早已把环境和佛道融于内心了。寒山浪游天下，最后选择皈依佛门，隐居天台，和高僧畅谈，隐修于世。在大唐盛世，他为何要做隐者?因为他无法在尘世中求得荣耀，在三十岁以后，他是被迫走上一条与流俗文人不同的道路。这期间，他要经历多少折磨和自我超越，才能摆脱尘世的束缚，跳出世俗主流的价值观，独自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存的依托。

寒山之道不仅美在冰未释雾朦胧的山林幽景，而且还美在与促进了佛学、哲学与自然的合一。他用他通俗易懂，机趣昂然的诗作，陈述自己的境遇为世人指点迷津。他以超世之心行入世之事，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只有在唐朝这样的盛世年华才能孕育。

不同的时代背景却成了美学发展的催化剂，每个时代的隐者都有着自己的风范，他们在寻求生命意义的路上留下艺术，缔造了美，描绘了历史。他们交给自己的这张答卷，也带给了后世的人们丰富的宝藏。